在雙碳目標導向下，生態信用體系的構建包括基于金融活動、經濟活動和社會活動的三個層次、亦即三類場景的信用體系建設。

基于金融活動的生態信用體系。雙碳目標的實現面臨第一位的問題是資金的問題。這需要強大的市場化機制引導金融資本和社會資本進入到低碳綠色產業領域。綠色金融、碳金融、轉型金融，“生態信用風險”“企業生態信用”的引入是關鍵。

雙碳目標的實現面臨第一位的問題是資金的問題。據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預計，到2060年實現碳中和共需要約136萬億元的投資，投資長期資金缺口年均在1.6萬億元以上。而清華大學馬駿團隊研究表明，所需投資可能會達到300萬億元到500萬億元。這需要強大的市場化機制引導金融資本和社會資本進入到低碳綠色產業領域。綠色金融、碳金融、轉型金融，作為服務引導社會資金支持服務環保、節能、清潔能源和交通等綠色產業發展的金融制度安排和基礎設施建設，將在實現“雙碳”目標中發揮重要作用。其中，兩大關鍵作用：一是將環保成本內部化，二是通過市場機制壓低“綠色溢價”。

“生態信用風險”“生態信用”的引入是關鍵。

☑ 首先，通過ESG篩選、生態信用風險評價引導金融資本、社會資本配置綠色低碳項目和企業；深綠、淺綠、棕綠和漂綠。

☑ 其次，通過政府或平臺的“生態信用”背書：碳稅、碳配額、碳匯、環境權益交易。

☑ 第三，金融資本的生態化的支點。綠色信貸機制是一種“事前”而非“全生命周期”的授信決策機制，難以克服企業授信前后環境行為不一弊端。如果將企業“生態信用”定義為企業對取得資源與環境使用權利的一種信用承諾，那么就為克服這一弊端找到了支點，成為健全綠色信貸授信決策的關鍵，促進了金融資本的生態化，即金融資本的生態流向和轉化為生態資本。

☑ 第四，通過生態信用獎懲機制，降低或增加經濟主體的流動性約束，促進要素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夯實綠色發展的“綠色配置”基礎。

基于經濟活動的生態信用體系。走產業生態化、生態產業化協同的綠色發展之路，生態產品“難度量、難抵押、難交易、難變現”是其中遇到的第一道關。生態信用增信等手段“添綠增匯生金”。生態資本的信用構成和信用的社會資本解構至為關鍵。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做好自然資本核算和生態服務估價，打牢綠水青山轉變為金山銀山的基礎，把生態價格內化為增長動力”。生態文明建設要堅持以“兩山理論”為引領，拓展生態產品價值實現通道，走產業生態化、生態產業化協同的綠色發展之路。生態產品“難度量、難抵押、難交易、難變現”是其中遇到的第一道關。生態信用體系建設主要是圍繞生態資本的信用構成、生態價值形成和實現機制以及生態修復和信用修復雙修復等信用支撐關鍵環節，完善生態價值實現機制的信用理論自洽，推動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生態文明建設新模式。其中，   

生態資本的信用構成和信用的社會資本解構至為關鍵。

生態自然資本（經濟價值）+生態社會資本（非經濟價值）=生態資本。

環境哲學家羅爾斯頓：生態系統服務的價值確定為生態價值、經濟價值、精神價值三大類至少14種。聯合國《千年生態系統評估》報告將地球生態系統的服務劃分為供給、調節、文化、支持4大類23 種。歐陽志云提出“生態系統生產總值（GEP）”，也稱為“生態產品總值”是指一個地區的生態系統為人類福祉和經濟社會發展提供的各種最終物質產品與服務（簡稱“生態產品”）價值的總和，主要包括生態系統提供的物質產品價值、調節服務價值和文化服務價值。GEP不是綠色GDP，因為后者不包括生態系統調節服務的價值。GEP 理論的提出有助于完善與建立生態補償機制和生態產品交易機制，促進生態保護者獲益、生態產品使用者付費機制的形成。“保護自然就是增值自然價值和自然資本的過程，就是保護和發展生產力。”（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

生態信用是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的基石。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是“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的關鍵路徑”。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就其實質而言，就是生態產品價值的顯性化或者貨幣化，也就是通過一定的機制設計，把長期不被人們重視的生態產品當成經濟資源，把生態優勢轉變為經濟優勢，把生態效益轉變為經濟效益，從而使生態產品價值得到實現。生態信用是其中的基石。

☑ 首先，如前文所述，從生態產品、生態價值到生態信用等概念都源于“制度性需求”，具有“公共產品”屬性，無不是政府信用背書。

☑ 其二，各種形式的生態信用認證實際上早已開展。如，綠色電力證書、碳信用（carboncredit）又稱碳權；森林認證和農林產品認證，以及綠色、環保、節能、節水、循環、低碳、再生、有機等產品認證。

☑ 其三，生態信用成為“有為政府”的抓手。環境公共信托理論認為，生態資源是一種稀缺資源，只有明確界定生態資源的產權，才能通過市場化的方式配置生態資源。碳匯、CCER（國家核證自愿減排量），本身是具有國家公信力的特殊資產，而碳額度、碳匯、排污權、排放權交易等環境權益交易所等綠色基礎設施離不開政府信用背書。

信用的社會資本角度的解構。信用、信任或信譽實際上是一種“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信用，被普遍認為是除了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外決定一個國家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的主要社會資本，具有社會、經濟和倫理三重價值。一個社會的信任度越高，法律的運行成本乃至整個社會的交易成本就越低。“信譽是最重要的社會資本”（厲以寧）。“社會資本的核心是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即社會成員對彼此誠實、合作行為的預期。”（張維迎《信息、信任與法律》）。“信任本質上是一種復雜社會的簡化機制，信任本身就是楔入社會制度之中的一種功能化機制”（尼克拉斯·盧曼），“觀念的轉變和人類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哈耶克），“一個國家的繁榮和競爭力是由某一普遍性的文化特征所決定的，即社會本身所固有的信任程度”（弗朗西斯·福山）。

基于社會活動的生態信用體系。良好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態信用進入生態治理的政策工具箱，賦能生態環境治理系統性、協同性，將成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綠紐帶。

習總書記強調:“良好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公共信托在環境資源的確權和賦權的理論設計，為生態環境確立了政府、企業和公眾多方共治的治理框架。社會信用體系政務誠信、商務誠信、社會誠信、司法公信四大重點領域的建設，為雙碳目標的推進、生態環境領域治理提供了最基礎的公共產品。以其行政性、市場性、行業性和社會性等信用獎懲手段的組合聯動，正成為現代治理體系中最具韌性的抓手。生態信用體系的構建，信用承諾和信用機制的嵌入，不斷為生態治理供給側改革提供新動能。

☑ 首先，生態信用促進生態環境治理系統性、協同性。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從系統工程和全局角度尋求新的治理之道，不能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各管一攤、相互掣肘，而必須統籌兼顧、整體施策、多措并舉，全方位、全地域、全過程開展生態文明建設”。多元共治的優勢在于可以整合政府治理的直接性和權威性，市場調控的及時性和自發性，民眾治理的普遍性和聚合性，做到取長補短，相得益彰。信用體系的多元跨域全周期治理功能，將在生態環境治理場景中凸顯源頭治理、協同治理、精準治理和多元共治優勢。作為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創新發展實踐中相伴氣候風險、轉型風險、金融風險與社會風險等挑戰。充分發揮信用風險識別、評價評估、轉移和管理技術專業優勢，以信用風險為導向優化配置監管資源，提高監管效能，更好地支撐市場監管和社會治理。

☑ 其次，生態信用進入生態治理的政策工具箱。“三線一單”+“目錄制和清單制”+“生態信用風險分級管理”將成為生態環保領域“放管服”改革的殺手锏。國務院《關于開展營商環境創新試點工作的意見》指出，推動“雙隨機、一公開”監管和信用監管深度融合，完善按風險分級分類管理模式。同時，對地方經濟發展和生態產品價值“GDP+GEP”雙考核，政策路徑也日漸清晰。能源“雙控目標”、生態環境保護“三線一單”（指生態保護紅線、環境質量底線、資源中國利用上線和生態環境準入清單）是我國在生態環境治理的制度創新。

《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完善失信約束制度構建誠信建設長效機制的指導意見》提出的“目錄制和清單制”的法治框架。而生態信用風險分級管理工具的創新，與這些政策的協同組合，將在政策制定、環境準入、園區管理、執法監督等方面產生豐富的應用場景，成為生態環保領域“放管服”改革的殺手锏，有力推進生態環境保護精細化管理、國土空間環境管控、低碳綠色發展高質量發展。

☑ 第三，生態信用將成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綠紐帶。首先，中國在生態文明建設中所實現的國家誠信形塑。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歷來言必信、行必果。從提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積極推動《巴黎協定》的簽署、生效、實施，率先發布《中國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國別方案》,實施《國家應對氣候變化規劃(2014-2020年)》，推動建立“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國際聯盟，到成功舉辦《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COP15）第一階段會議，出資15億元人民幣成立昆明生物多樣性基金；從塞罕壩林場將荒漠沙地變成莽莽林場，浙江“千村示范、萬村整治”美麗鄉村工程，均獲得聯合國“地球衛士獎”，到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宣布用歷史上最短的時間從碳排放峰值實現碳中和，同時，不再新建境外煤電項目。

反觀美國，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國家治理中兩次失信于世界。第一次是克林頓政府簽的《京都議定書》協議，被布什政府上臺后推翻了。第二次是奧巴馬政府簽的《巴黎協定》協議，被特朗普政府上臺后推翻了。不僅體現出最大的雄心力度和大國的擔當，更是國家誠信形象在生態文明領域的充分彰顯和塑造，并成為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參與者、貢獻者、引領者。

其次，生態信用將成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綠紐帶。人類是命運共同體,保護生態環境、應對氣候變化是全球面臨的共同挑戰。中國積極參與全球環境與氣候治理，努力推動構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贏的全球環境治理體系，共謀全球生態文明建設之路。特別是推動建立“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國際聯盟，走出國界、超越地緣政治，成為連接國家、地區和民族、促進生態文明交流互鑒的綠色新紐帶。

建立與雙碳目標和生態文明建設相適應的生態信用信息采集歸集、交換共享、信息安全、信用信息查詢服務、信用報告、信用承諾、公共信用綜合評價、信用分級分類等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通用性標準規范，促進信用信息跨區域、跨部門、跨領域互聯互通，夯實生態信用體系建設的法制化、標準化水平。重點建設：聚焦清潔能源、節能環保、碳減排技術等重點領域，建立生態信用基礎標準。結合生態價值評估、生態價值核算、生態產品質量追溯、ESG評價等環節，建設生態信用價值實現標準體系；結合綠化增量責任指標交易、碳排放權交易、碳匯權益交易、排污權交易、用能權交易等生態資源權益交易，建設生態信用交易標準體系；結合綠色產業鏈供應鏈的打造、信用分級分類監管和生態環境治理全民行動體系的開展，建設生態信用監管標準體系。

按照全國公共信用信息基礎目錄和省市公共信用信息補充目錄，確定生態治理領域的公共信用信息納入共建共享范圍。健全企業事業單位環境信息公開制度，探索建立公共、金融、市場融合的生態信用信用數據資源應用機制。率先圍繞政府、企業、金融機構三大關鍵主體，探索建立政府的環境治理政務失信記錄、企業的環境違法信息記錄和金融機構的碳減排貸款以及貸款帶動的碳減排數量等信用信息的共建共享機制。通過建立碳排放數據共享平臺、個人或企業碳足跡、碳減行為畫像，探索將低碳目標納入信用體系建設，提高跨部門、跨領域、跨行業信用信息共享和信用監管水平。

圍繞生態資源保護、生態價值實現和生態環境治理之需，探索開發覆蓋全主體、多場景、全周期的生態信用信息采集、評價和應用的產品服務供給體系。開設生態信用賬戶開發，服務生態資源數字家底、生態資源可承載測評。重點開發清潔能源、節能環保、碳減排技術等重點領域生態評價、生態風險評估、生態產品價值核算、生態產品認證和溯源體系、生態和信用雙修復體系、碳足跡等信用產品。優先開發與綠色ABS、綠色擔保債券、綠色永續債、綠色債券指數、碳減排支持工具、碳交易市場、光伏保險、風能保險等綠色金融產品配套的生態信用產品。加強促進數字化和綠色化融合的生態信用產品創新，通過生態數據、替代數據的智能挖掘和關聯分析，形成具有發現、分析、決策和監管能力的生態場景化的信用產品供給體系。

生態信用承諾制是信用監管的重要一環，分為審批替代、容缺受理、證明事項類、信用修復型等多種信用承諾，將貫穿事前事中事后生態信用監管閉環的實現。“三線一單”是實現生態環境保護的剛性約束的制度創新。而“三線一單+信用承諾”為市場主體進入生態環保領域提供了“柔性+剛性”的規制組合，也為生態信用開拓豐富的應用場景。在目前全國正開展的“信易+”系列活動應用實踐基礎上，“生態信用+”系列活動和應用場景應運而生，將在行政管理、社會治理、公共服務、市場交易等領域發揮生態信用抓手的作用，提供生態信用信息查詢、信用報告、信用評價等線上線下相結合的場景化信用服務。基于生態信用風險分類管理，結合“數治+信治”監管模式，提升科學化、精準化和智慧化生態治理監管水平。  

充分發揮政府的引導和示范作用，注重發揮市場機構和市場機制的作用，鼓勵社會力量廣泛參與，構建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積極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科技，覆蓋對象從傳統的“政府和企業”2個主體到覆蓋6大主體、“山水林田湖草沙冰”共同體，探索生態信用的“征、管、用”全過程，生態治理“事前、事中和事后”全周期，生態信用體系的共治模式和共治路徑，全面提升生態環境治理的系統性、協同性。

以生態信用體系為抓手，結合環境（Environment）、社會責任（Social）和公司治理（Governance）三大非財務評價指標的ESG評價原則和框架。既是企業對外社會責任擔當、對內公司治理提升的殺手锏，也是實現雙碳目標和共同富裕目標的有效治理框架。

強化環境信息披露，倒逼企業實現碳排活動外部性的內部化。“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氣候投融資發展過程中的一些“洗綠”“漂綠”行為，可能會對綠色信貸投放有效性形成干擾。2021年才啟動2個月的全國碳市場，就遇到了“鄂爾多斯高新碳排放數據作假事件”的挑戰。從國際經驗來看，較為成熟的資本市場，通過強化可持續發展相關信息披露來提高市場透明度。

《巴黎協定》明確提出了強化透明度框架的要求。2015年金融穩定委員會（FSB）成立了氣候相關財務信息披露工作組（即TCFD），希望通過制定統一的氣候變化相關信息披露框架，來促使信息更加公開透明，例如銀行或資管機構會披露投資和貸款所支持的項目產生的碳排放，也包括對火電、鋼鐵、建材等高碳行業的資產敞口進行測算和披露。

實際上，碳交易MRV機制，即監測（Monitoring）、報告(Reporting)、核查(Verfication)，是碳市場可持續發展的基石，MRV機制本身就包含信息披露制度。2016 年起，港交所就推行以“不遵守就解釋”。我國資本市場注冊制改革中信息披露是核心。

目前，我國尚未制定出臺《氣候變化應對法》《碳排放權交易管理暫行條例》，在“硬法”層面還缺乏關于碳信息披露制度的相關依據，也正為作為“軟法”的生態信用體系提供了應用場景。

強制環境信息披露制度也正成為我國生態治理的政策取向。環境信息披露逐步從鼓勵性披露向半強制性披露甚至強制性披露轉變。《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2014年版專門增設一章，規定了信息公開和公眾參與的內容。《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提出“健全企業、金融機構等碳排放報告和信息披露制度”。2021年5月生態環境部《環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方案》“將環境信息強制性披露納入企業信用管理，作為評價企業信用的重要指標，將企業違反環境信息強制性披露要求的行政處罰信息記入信用記錄，有關部門依據企業信用狀況，依法依規實施分級分類監管。”

近期，中國人民銀行發布《金融機構環境信息披露指南》行業標準，證監會鼓勵碳減排信息披露寫入上市公司年報、半年報格式準則。生態環境部《關于做好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數據質量監督管理相關工作的通知》強調，企業碳排放數據質量是全國碳排放管理以及碳市場健康發展的重要基礎，是維護市場信用信心和國家政策公信力的底線和生命線。

首先，ESG環境信息報告和披露制度。金融機構綠色金融信息披露，包括建立覆蓋各類金融機構和融資主體，對高碳資產敞口和主要資產碳足跡以及金融機構自身的碳足跡進行計算和披露。企業碳披露是企業環境信息披露的重要組成部分。

對于上市的企業來說，披露產品碳足跡是投資者和監管者關注的重要方面；對于行業頭部企業而言，披露產品碳足跡可以有效提高品牌聲譽、擔當社會責任；對于供應鏈供應商企業來說，披露產品碳足跡是參與海外市場特別是歐盟市場的通行證。

其次，健全環境信息公開制度。全面推進大氣和水等環境信息公開、排污單位環境信息公開、監管部門環境信息公開，健全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信息公開機制。并將地方各級政府和公職人員在環境保護工作中政務失信記錄納入信用信息共享公開。

實現雙碳目標要產生百萬億級投資需求。我國經濟已經從粗放的要素驅動型增長向創新驅動型增長轉變，對生態資源的配置提出了新要求。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九次會議要求，“完善有利于綠色低碳發展的財稅、價格、金融、土地、政府采購等政策，加快推進碳排放權交易，積極發展綠色金融”。綠色金融作為服務引導社會資金支持服務環保、節能、清潔能源和交通等綠色產業發展的金融制度安排和基礎設施建設，將在實現“雙碳”目標中發揮兩大關鍵作用：一是將環保成本內部化，二是通過市場機制壓低“綠色溢價”，促進能源和產業結構轉型。而生態信用評級將為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綠色基金、綠色信托、綠色保險、綠色租賃等綠色金融業務開展提供底層信用技術支撐，促進生產要素綠色化配置，實現帕累托最優。

綠色配置的關鍵是要發揮價格機制在綠色金融資源配置中的樞紐作用。而生態信用風險定價的形成，既是價格機制的發揮作用的前提，也是調節金融資源流動配置的標尺；基于生態信用風險的分級分類，金融機構可以根據綠色企業或項目孵化、成長、成熟的各發展階段，有針對性地運用債權、股權、資產證券化等多元金融工具，精準服務綠色產業。開展適度的綠色金融創新，包括環境權益交易類金融原生產品（即現貨）交易，環境權益基金、抵押、信托等環境權益交易現貨衍生產品，遠期、期貨、期權、掉期等環境權益交易類金融衍生品；生態信用獎懲機制引導社會資本和各類要素向低碳綠色領域聚集。

生態信用風險外溢將伴隨雙碳目標實現全過程。與氣候和生物多樣性相關的金融風險、企業違約甚至倒閉的物理風險和轉型風險；綠色項目往往既有具有綠色公共物品屬性，還具綠色科技創新的高風險性；綠色項目投融資過程中面臨“漂綠”“棕色”等綠色信用風險。因此，綠色發展對生態信用風險識別、評估、預警、轉移和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實證研究表明，ESG準則本身就包含著一套信息披露、績效評級等信用評價量化體系的篩選機制，也是提升公司治理的誠信合規機制，可以有效防范生態信用風險外溢，在投資風險決策中具有的“排雷器”作用。

不論生態鏈與產業鏈、產業鏈與資金鏈的精準銜接，還是鏈長制政策的實施，都離不開全周期、跨周期監管服務的驅動和保障。事前環節，開展企業生態環境保護的生態信用賬戶、生態信用承諾、生態信用積分制度。以信用承諾方式支持排污權、碳排放權、用能權、用水權、節能量交易和綠色電力證書等六套環境權益交易和綠色投融資活動。事中環節，根據生態信用風險分類管理，結合“雙隨機一公開”監管制度，推進生態信用評價結果在行政監管、市場準入、政策優惠、綠色金融領域的嵌入和運用，提升監管效能。事后環節，以信用獎懲為核心的實現閉環監管，開展生態修復和信用修復的雙修復等。

綠色資源的國際化就是“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充分利用，也是構建雙循環新格局的必然要求。中國雙碳目標的巨量資金需求，也吸引著以ESG投資的最大“金主”，即國家主權投資基金、社保基金、養老基金等可持續投資的國際“耐心資本”。同時，我國三類養老保險基金已達13萬億元，進入ESG領域能夠找到更多好的投資機會。截至2020年末，全球ESG資產規模已達35萬億美元。綠色金融中，綠色信貸、綠色債券是主打品種，從中衍生出碳中和債券、可持續發展掛鉤債券等是創新品種，也是國際化品種。不論可持續債券的境外發行還是ESG國際基金的對接，無不以發債主體信用實力、國家主權信用為背書。

經濟社會低碳綠色轉型中生態環境諸多問題的核心在于外部性。如生態產品“難度量、難抵押、難交易、難變現”等問題，即其外部性在生態價值層面的呈現。突出的表現為“生態價值實現機制”的短板制約和“綠色溢價”成本壓力。生態環境外部性的內部化，是實現雙碳目標必須突破的一道關，生態信用增信機制具有獨特作用。

☑ 第一，生態主體信用賬戶和積分體系。建立健全產業鏈各環節各主體的碳足跡的管理，包括碳帳戶、生態帳戶和綠色責任帳戶，開展信用承諾、信用積分和信用記錄。通過過產權界定和明確責任推動把生態成本向產業成本、企業成本轉變，減少“公用物悲劇”的發生。

☑ 第二，生態信用機制的雙向調節。生態環境負外部性的內部化，通常可以通過政府管制、環境稅（費）、市場機制、自愿減排等方式實現其污染外部成本的內部化。失信聯合懲戒機制將發揮逆周期調節作用，擠壓產生倒排等負外部性行為的空間；生態環境正外部性的內部化，可以通過生態價值的貨幣化實現，可以分為政府購買、協議補償、生態商品、碳市場以及公益志愿等方式。守信聯合激勵機制將發揮順周期調節作用，促進生態產品的供給接近帕累托最優。

☑ 第三，生態信用認證和標準。生態信用認證和標準已經成為生態商品價值實現的重要方式。國際上，廣泛開展生態產品權益交易森林認證和農林產品認證。例如在中南美洲和非洲，為避免單一種植園的方式種植咖啡需要清除掉大面積的原始森林，破壞當地的生物多樣性，而對生物多樣性友好型咖啡進行認證授予生態標志，農戶在出售咖啡時能夠獲取更高的市場價格，彌補產量減少造成的損失。國內，主要利用農產品區域公用品牌牌、有機標志或綠色標識等市場工具。例如浙江省麗水市打造“麗水山耕”“麗水山居”全國首個覆蓋全品類、全區域、全產業鏈的地市級綠色農業品牌，《麗水生態產品價值核算指南》地方標準，江西省資溪縣打造“純凈資溪”區域公用品牌。“蔚藍地圖”平臺，整合環境數據服務于綠色采購、綠色金融和政府環境決策。

☑ 第四，政府和公共平臺的公信背書。作為自上而下的變革，雙碳目標的確立、推進和保障無不是以政府做背書、公信力為保障。政策層面，不論是雙碳目標的“1+N”的頂層設計，“GDP+GEP”雙考核“指揮棒”的發揮，還是生態品牌認證、生態產品價值考核；社會層面，構建“生態環境保護者受益、使用者付費、破壞者賠償”的利益導向機制；區域協同，按照“誰受益、誰補償，誰保護、誰受償”的生態補償機制；碳市場方面，不論碳配額、CCER、碳匯的等制度體系形成，還是碳交易市場基礎設施建設運行，都離不開政府公信力的保障。

生態系統的系統性、多樣性性、嵌套性和不可分割性，以及人類行為的多元性、多向性和復雜性，意味著生態治理只靠政府是遠遠不夠的，需超越國家與市場，尋求多元協同治理模式，政府、市場和社會各方力量多元參與，構建有效的社會參與和社會監督等機制，強化市場主體、社會公眾、新聞媒體、行業協會等各種社會力量的監督，彌補政府信用監管的不足，形成“生態環保統一戰線”。

不論從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的理念出發，還是從現階段的降碳、減污、增綠、增長四位一體協同推進政策要求看，雙碳目標都不可能由一個地區、一個單位一個企業“單打獨斗”，必須堅持系統思維，全國統籌。統籌考慮生態系統完整性、自然地理單元連續性和經濟社會發展可持續性，統籌推進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體化保護和系統修復和綜合治理，統籌推動地方、行業、企業和社會公眾的協同聯動，形成“全國一盤棋”合力。

多方共治是現代環境治理體系的一個鮮明特點。2020年中辦國辦印發的《關于構建現代環境治理體系的指導意見》提出，“構建黨委領導、政府主導、企業主體、社會組織和公眾共同參與的現代環境治理體系”，“建立健全全民行動體系”。國務院印發《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提出“碳達峰十大行動之”。堅持多方共治是現代環境治理體系的一個鮮明特點，需要明晰政府、企業、公眾等各類主體權責，暢通參與渠道，形成全社會共同推進環境治理的良好格局。多元共治的優勢在于可以整合政府治理的直接性和權威性，市場調控的及時性和自發性，民眾治理的普遍性和聚合性，做到取長補短，相得益彰。

生態治理具有典型的外部性和公共物品屬性，由此使得市場機制難以有效供給。政府理應是生態治理的第一責任主體。世界銀行在《1997 年世界發展報告：變革世界中的政府》中，就將“保護環境”視為政府的一項基本責任。政府是生態治理和信用投放政策的制定者，但由于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存在一定的負相關性，政府也很可能為促進經濟發展而犧牲環境。這無論是在國外還是在國內都很常見。同時，在解決包括外部性、自然壟斷、信息不對稱、碳公共品、碳市場建設、生態產品價值評價標準、生態補償等，無不需要政府公信力的保障。如何在生態環境領域中繼續發揮對商務誠信和社會誠信的引領和示范作用，對政務誠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企業是市場經濟活動的主體，也是承擔推進“雙碳”目標的主力軍。企業是溫室氣體的排放者，也是氣候友好型解決方案的創新者和提供者。同時，作為“世界工廠”，中國企業的生態信用創新實踐又具有了世界性意義。目前，碳減排的三個重點領域：清潔能源、節能環保、碳減排技術，都是企業的主戰場。碳中和的技術有60%仍在概念階段，也主要靠企業大量資金投入和基礎研究支持。綠色金融、碳金融、轉型金融等將擔負起資金主渠道的使命。碳足跡（Carbon Footprint），已成為越來越多的企業踐行低碳綠色理念自覺行動的評估指標。以生態環境信用評價為手段的ESG準則將成為“公司治理”提升的殺手锏。企業生態信用建設是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重要實踐，也是現代企業可持續發展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方面，也將成為生態環境監管和資本市場監管等制度性需求下生態信用體系建設的重要組成。

碳達峰的推進應當是一個全民化的過程，公眾是推動環境治理的有生力量，公眾才是生態治理的目的所在，是生態環境的最終受益者。公眾參與是環境法的基本原則之一，也是環境公共信托理論的體現。1962年蕾切爾·卡遜的《寂靜的春天》出版，促使聯合國1972年“人類環境大會”的召開，激起了全世界環境保護事業的開啟。

推進綠色低碳全民行動。2020年中辦國辦印發的《關于構建現代環境治理體系的指導意見》提出，“構建黨委領導、政府主導、企業主體、社會組織和公眾共同參與的現代環境治理體系”，“建立健全全民行動體系”。國務院印發《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提出“碳達峰十大行動之一：綠色低碳全民行動”。開展綠色低碳社會行動示范創建，創建綠色家庭、綠色學校、綠色社區、綠色商場、綠色餐館等行動，倡導綠色消費、綠色居住、綠色出行、綠色公益活動。加強生態環境信息披露和公示，保障公眾知情權，健全舉報、聽證、輿論和公眾監督等制度，疏解“鄰避情節”，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加快形成全民參與的良好格局。

個人“碳賬戶”是個人參與雙碳目標實現的創新形式。作為目前全球規模第一的個人碳市場產品——螞蟻森林，從2016年至今，參與人數已突破5.5億。全國多個城市推出“市民信用分”，如杭州“錢江分”、廈門“白鷺分”、蘇州“桂花分”、宿遷“西楚分”、威海“海貝分”、麗水的“綠谷分”都將市民的公益行為、綠色低碳行為納入了個人信用評價指標體系。全面提升全體人民的生態文明思想境界，成為保護生態環境的倡導者、踐行者和建設者。

生態污染的復雜性和系統性都增大了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的可能性。行業協會商會是加強和改善宏觀經濟管理與社會治理的重要支撐，是聯系政府、企業、市場之間的橋梁紐帶，是處于政府和市場之間的行業產業領域中網絡型治理機制，具有正規性、非政府性、非營利性、公益性、自律性等特征。全國碳排放權交易體系最終覆蓋石化、化工、建材、鋼鐵、有色、造紙、電力、航空八大行業，排放量差不多將達50億噸,是全國全口徑排放的50%,給行業協會在綠色低碳高質量發展中提供了很大治理空間。隨著行業協會商會市場化、社會化、職業化改革深入和社會組織的環境公益訴訟權進一步完善，生態信用體系將成為行業協會雙碳目標下服務“放管服改革”和實現“行業自律”的新型調節機制和有效抓手。

《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強調“加快‘一帶一路’投資合作綠色轉型”。截至2021年上半年，已有約130個國家和地區作出碳中和相關承諾。《巴黎協定》通過國家自主決定貢獻(NDC)的方式和“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核心原則，并非強制性約束，在“四大赤字”挑戰的背景下如何落地實施，亟需國際治理的機制和平臺創新。

  “一帶一路”發展質量越來越高，“朋友圈”越來越大，140個國家和32個國際組織先后加入“一帶一路”大家庭。綠色已成為新時期“一帶一路”建設的鮮明主題，中國已與 35 個發展中國家簽署應對氣候變化南南合作諒解備忘錄；由中國和英國倡議發起“一帶一路”綠色投資原則（GIP）已經成為重要的國際合作機制，全球已有39家機構簽署了該協議；中國與 28 個國家共同發起“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國際聯盟，提升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的綠色化水平，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引領全球氣候治理實踐。“一帶一路”沿線許多國家擁有復雜的地理條件，生態環境比較脆弱，面臨著較為嚴峻的生態環境保護、脫碳與減貧協同等問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壓力很大。同時，許多國家仍處于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將創造巨大的投資機遇，跨境綠色債券等綠色金融將隨之面臨巨大發展機遇。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提高我國參與全球治理的能力，著力增強規則制定能力、議程設置能力、輿論宣傳能力、統籌協調能力”。經濟、社會、環境、技術和地緣政治緊張帶來的風險無時無刻相伴于“一帶一路”建設中。應對各類風險全球治理能力的一個重要體現是國際化經營風險防控體系建設及其金融風險壓力測試機制能力。信用建設是防范投資風險、增強國家間信任與合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

如果說“一帶一路”的推進是從基礎設施“硬聯通”到規則標準“軟聯通”，再到人民“心聯通”的過程，現在則到了信用體系“信貫通”的階段，連接“五通”的紐帶。“巴黎協定”、應對氣候變化南南合作諒解備忘錄和綠色“一帶一路”國際聯盟的推進，為生態信用體系建設提供了全球化的應用場景，生態信用體系的建設，為中國參與生態國際治理規則提供了新載體，并成為中國貢獻的國際公共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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