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社會信用體系模式化概念

“模式”是主體結構和行為的一般樣式，而主體可以是物質性的事物或精神性的思想。模式用于描述主體不斷重復出現的、穩定或穩定變化的結構，抽象出隱藏其中的規律和關系，說明其結構的主觀理性形式。通俗而言，模式是指前人經驗的抽象和升華。在實際應用中，模式起到連結主觀與客觀之間的紐帶作用，指明解決方案的核心所在，提供解決問題的方法論。例如，東亞經濟模式和萊茵經濟模式屬于宏觀模式；商業模式中的多方平臺型模式或長尾型模式屬于中觀模式；各類技術模式則屬于微觀模式。

通過一系列理論和技術創新，又歷經二十余載的設計、建設和運行，我國社會信用體系的功能已經初步完善，形成的信用規則影響到了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還引導政府改變了傳統的市場和金融監管方式，得到越來越多的國際關注。

社會信用體系在四大領域的信用治理有效性顯現之后，特別是自2014年以來公共型社會信用體系發力，國際上普遍認為這是中國政府使用的一種治國新手段。鑒于此，我們有必要回答關于社會信用體系的一系列問題，諸如社會信用體系“是什么？”、“為什么？”、“做什么？”、“怎么做？”等，而構建社會信用體系模式則是提供答案的最佳方式。

理性而言，社會信用體系模式是客觀存在，2012年出版的《中國社會信用體系模式探索》文集，是信用理論界和信控服務業界將社會信用體系模式化的初次嘗試，標志著社會信用體系模式化研究的萌芽，以及讓其成為具有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的重要話題的期望。

在方法上，研究社會信用體系模式，就是將社會信用體系的恒定不變的結構性因素找出來，對社會信用體系的基本功能、框架結構和運行方式做出的理論性和技術性抽象，以簡單形式刻畫出其要素和模塊之間的邏輯關系，形成理解或傳播社會信用制度文化的方法論，以及工程化復制的條件。也就是說，社會信用體系模式是對體系運行成功經驗的歸納，能夠直觀解釋其對市場和社會實施信用治理所采用的方法論和標準樣式。

采用模式化方法描繪社會信用體系，可以基于工具性視角對它進行剖析，能直指它的本質所在，便于人們了解它。將社會信用體系模式化，可以展現其一般性、簡單性、重復性、結構性、穩定性、完整性和可操作性的特點，在很大程度上將社會信用體系的結構和運行原理進行分解，使這個既復雜又龐大體系的物理結構和精神文明性呈現出一目了然的完整形象，幫助人們快速認識其本質特征和運行規律，包括寓于其中的價值觀、文明要素、制度文化和道德倫理。

本文所指的“模式化”包含從模式創建到模式推廣的全過程。

從模式化角度看，社會信用體系是一個國家對經濟社會實施信用治理的方法論及其物理形態的設施支撐，將社會信用體系看作是一種可用于經濟社會治理和文明建設的技術工具。

社會信用體系模式可分為兩類，一是基于政治學和經濟學的、在學理意義上的“理論模式”；二是基于社會系統工程學和信用管理技術的、在推廣意義上的“工程模式”。構建理論模式具有學術意義，除了結構和運行邏輯之外，還有助于世人認識和理解社會信用體系的愿景，包括政府推出基于體系功的經濟發展和社會治理政策。構建工程模式的目的是為了以工程項目形式輸出社會信用體系奠定基礎。

將社會信用體系模式是“中國模式”的組成部分，社會信用體系模式化是很有必要的。對于模式化中國的成功經驗，學界對此問題早有深刻認識。“對中國來說，中國模式既已存在，那么重要的就是回答‘我是誰’的問題……就外部來說，中國模式涉及的是中國的國際認同問題。”

從中國角度看，國內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已逾二十年，取得了豐富設計和運行經驗，證明了它在經濟風險控制和社會治理方面的有效性。將社會信用體系模式化，可以從一個側面向國外解釋中國政府在經濟社會治理上所秉持的價值理念和文明觀，即中國用什么方法跨越工業化階段的道德陷阱，以及信用治理方式在方法論上的優越性。讓國外了解，在工業化時代（可延用至后工業時代），因使用社會信用體系這個信用治理工具，中國會收獲怎樣的適配信用經濟和數字經濟的社會道德和商業倫理，以及如何使中華文明中誠信文化傳統回歸。因此，對于已經運行社會信用體系多年的中國來說，將社會信用體系模式化視為一種使其得到國際認同的方式，有著必然性和必要性。

二、 社會信用體系的理論模式

社會信用體系的理論模式是對體系的核心特征進行整體性分析，是對體系的設計思想進行理論提煉，用以說明體系的主要組成部分及之間的相互關系。

從設計角度看，社會信用體系是由我國創建的超大型信用治理體系，在我國的治理工作覆蓋范圍包括政務誠信、商務誠信、社會誠信和司法公信四大領域。社會信用體系用信用信息基礎設施提供“數據驅動”，具有一定程度的適應性和應變能力，是用社會系統工程學術語描述的“復雜巨系統工程”。

社會信用體系設計所依據的核心理論是信用管理理論，在方法上對征信體系中的主體和客體關系做了顛倒。信用管理方法對信用風險采取事前防范、事中轉移和事后控制的全程信用管理模式，并援引征信、信用評級、信用評分、信用保險、商賬管理、信用擔保等諸多信控服務業分支提供嵌入式的外部技術支持。當然，影響社會信用體系設計的其它理論還包括信用經濟學和系統工程學，技術工具則主要包括征信、信用評級、戴明環、信用監管等。從社會信用體系理論和技術淵源看，它必然具有一般性和通用性的屬性，成為凡市場經濟國家均可使用的市場或社會治理工具，不應因其只有中國經驗而被定義為“只適合中國”的一種特殊工具。

在2003-2012期間，我國展開過市場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嘗試，其間創新了“城市信用體系技術”和“行業信用體系技術”兩種技術方法。在2014年之后，國務院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部際聯席會議重點推動了公共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完成《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交予的建設任務，其間創新了“社會信用”概念和應用。鑒于公共型社會信用體系的性質，在《關于構建誠信建設長效機制的指導意見》（國辦發〔2020〕49號）的指導下，對信用規則中的法律規則部分發力，大力推動社會信用立法和信用標準化工作，使社會信用體系運行步入法治化軌道。另外，技術工具箱的新工具不斷增加，例如居民誠信分、信用+、信用承諾、信用修復等。但是，萬變不離其宗，社會信用體系的設計思想和理論依據仍是一脈相承的。

通過上述背景介紹可以看出，社會信用體系的工具性是明顯的，由物質及精神的技術路線清晰，前期的治理工具特征明顯，而后期的社會道德（含公共道德）建設工具特征逐漸顯現。當然，對于構建社會信用體系模式，體系的治理工具特性尤為重要。

由于社會信用體系所具有的數據驅動、多功能性、可調諧（能伸縮）性等特點，它可以被用作市場治理工具，也可被用作社會治理工具，而且能將其功能延伸到政務、司法和網絡社會。也就是說，對社會信用體系“是什么？”的回答是，它可以是一種功能強大的治理工具，能滿足一國實現經濟和社會治理現代化的要求。

關于 “做什么？”的問題，涉及設計社會信用體系的愿景。從人類社會發展史角度看，一旦一國的經濟社會發展進入工業化時代，就會遭遇“道德陷阱”。如果說18世紀英國爬出道德陷阱使用的是“百年道德重建”這只“拐杖”，那么能應對更為復雜的經濟信用、社會誠信和公共道德問題的社會信用體系，就可視為是能助力一國跨越工業化時代道德陷阱的橋梁，成為快速且能整體性提升一國文明程度的利器。社會信用體系以誠信建設為切入，能對一國社會道德重建提供強有力的支撐，而且在技術上能適應信用經濟、數字經濟和網絡社會的發展。從發展經濟角度看，社會信用體系是規范市場經濟秩序的治本之策，其基本路徑是讓守信的人獲得有利對待（獎勵-激勵）和讓失信的人獲得不利對待（懲罰-懲戒），最終建起符合當代經濟形態的商業倫理。從社會治理角度看，社會信用體系以“天羅地網”式的覆蓋解決失信和違規引發的社會公共問題，保障公共利益最大化。社會信用體系在中國實踐還說明，體系的功能還可以擴大到政務誠信和司法公信領域，甚至進一步延伸到反腐敗和反恐領域。社會信用體系的愿景如圖1所示：